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诉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做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
她说:“我不找对象。
部长:“不行!”
再曰:“那我转业复员。”
部长:“也不行!”
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
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
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问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地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说:“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知黄宗英与80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转）
附赠一个57岁的熟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