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上，焦虑主要是指一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甚至是恐惧。说到日本人的焦虑，许多人会想到在“社畜文化”下，日本普通人的高压力与高竞争。但就整个国家来说，尤其在安全领域，同样深植着焦虑。这种情绪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很多日本政治家的外交立场。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论”，就鲜明地凸显这一心态。

从历史发展看，日本国家安全焦虑的产生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地理因素。在这方面，首先是岛国的影响。世界上有很多岛国，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产生安全焦虑，或至少不如日本明显。这主要是日本的地理更具特殊性：西临日本海、东海，东临辽阔的太平洋，就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让人感觉危险无处不在。笔者至今记得初到日本东部，当汽车行驶过山岭高处的拐弯处后，湛蓝色的太平洋刹那间展现在眼前，恰如挂在天地之间的一道巨大水幕。当时笔者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因为这道水幕似乎随时有倾泻冲覆之感，也许这也是日本国内时常有“日本沉没”言论的原因。

其次是日本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在明治维新以前，与周边国家的联系相对较少，也较为封闭和极端。再次，地处欧亚大陆与太平洋板块之间，日本多火山地震，同时台风等自然灾害的侵扰也较频繁，使得日本人随时有“祸从天降”之感。

二是社会因素。因为上述地理条件所形成的威胁很类似于战场环境，故而日本人在国民心态上具有很强的居安思危意识，同时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类似军队的命运与共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以便齐心协力抵御威胁，日本学者土居健郎将之称为“依赖”心理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每个单位乃至整个国家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领导要保护下级，下级则要严格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同时，这种心理也影响日本的对外战略。如从历史上看，日本在与别国发展关系时，有一种很明显的“慕强”心态，一旦强国流露出解除这种关系的信号，日本就会因感觉无所依靠而焦虑。

三是心理因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日本人在国民性上形成一种类似于心理学上抑郁质的气质特征，一方面认真、纤细，另一方面敏感、多疑。这种群体心理导致日本对周边的安全总是风声鹤唳，对其他国家一点点举动也可能心存疑虑并小题大做。

还有两个因素也对近现代日本人的安全焦虑起到加强作用：一是资源条件。日本国土面积虽然不算小，但全国除了森林、水、硫磺等资源外，其他资源大量依赖进口，这也导致它对通往东南亚、中东、非洲的海上通道非常看重，因为一旦这些通道被他国控制，也就掐断命脉。二是周边强国环伺的影响。有人将东亚比作“怪兽房”，在这一“房子”中，既有中俄日等大国，也有朝韩等地区性力量，而且因为历史原因具有很强的敌对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中，日本总感觉危险无处不在。

近来，一系列国际事件强化上述日本产生焦虑的因素：一是中国国力日益强大。日本很担心中国会再次主导东亚，重现当年“华夷礼治体系”秩序。另外，从具体的安全层面看，中国军事力量飞速发展，特别是海军正在向“蓝水海军”发展，日本很担心会在钓鱼岛及东海资源等冲突中处于下风。二是俄朝在乌克兰战争中事实结盟，让日本很担心北部安全。因为有了俄罗斯的撑腰，朝鲜试射导弹等军事行为会增多，同时日俄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更是遥遥无期。

三是美国在总统特朗普当政后，在对外政策中显现出很强的交易色彩，甚至对盟国也不讲情面。日本很担心自己会被美国交易掉。同时，少了可依赖的大哥，使日本感觉自己会被边缘化，焦虑心理日甚。四是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步伐受挫。改变二战后形成的“瘸腿国家”现状，成为国际社会政治、军事普通国家，一直是日本多年的梦想。这种梦想在冷战结束后有了不少进展。但近年来，行动速度有所放缓，日本感觉很受挫。

也就是在上述背景下，高市早苗发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论”。可能的目的：一是避免海上运输线上的关键节点——台湾被大陆控制，断其命脉。同时，以台湾为工具掣肘中国发展。二是降低美国交易压力的影响，使它看到日本存在的价值。三是通过介入台湾问题，体现自己在政治、军事领域的使命担当，在国际社会刷存在感。四是较好地将国内矛盾转向国际，夯实自己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