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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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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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等人将保皇党中的核心人物，四人帮集团，以武力形式直接剿灭。华国锋陈云等人在此后基本肃清了保皇党。从此之后直到90年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长达近二十年没有保皇党的时期。这段时间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仍有不同的派系。可是这些派系之间的主要争议是左右之争，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希望保留一些特权，但并没有人希望回到那个有皇帝的时代。这段时间的政治斗争主线是是否要根除保皇党的生存空间，据此可以划分为改革派、保守派和极右翼势力。

由于毛泽东长期被视为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保皇党被肃清后，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华国锋因此提出“两个凡是”。邓小平主导了对华国锋所谓个人崇拜的批判。由于其相对保守的作风，华国锋在党内外的广泛压力下逐步失去权力。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后，邓小平在1980年底主导了对华国锋的批斗会，逼迫华国锋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并由其自己接任。



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在随后为保皇党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性障碍。赵紫阳和朱镕基主导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通过反对宪政、有选择性地大力支持部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使得改革出现冒进，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并造成了大量损失。



在第二代反帝党领袖胡耀邦疑因台湾问题下台，并在1989年意外去世后，邓小平策划了六四事件，剥夺了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的职位。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致压力下，邓小平辞去了所有职位。随后保守派主导了局势，但改革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在1990年主导了中国证券市场改革。

1992年，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于文革后首次将极右翼的影响几乎消除之时，改革派错误地和邓小平再次结盟，让其借机短暂夺取了权力，并成功篡夺了自文革以来反帝党制度建设的革命果实，实际上塑造了中国此后的国家治理体系。

此后，虽然改革派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优势，但由于实际长期执行极右翼政策，中国共产党再次出现了保皇党，或者说那时还不是保皇党，而是希望拥护出一个皇帝的派系。这些人里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就是温家宝。温家宝早年被胡耀邦赏识，后来又做了总书记赵紫阳的中办主任，所以他按理说是团派的人。可是在六四事件中他又背叛了赵紫阳，和赵紫阳划清了界限。他此后又投靠江派，帮江派做了很多事情，但江派也并不完全信任他。同时他行事专断独裁，在党内又得罪了很多人，政治世家的各种派系、极左派、地方势力，他都得罪了个遍。像他这种得罪了党内几乎所有派系又有大量把柄的人来说，合理猜测其原因可能是想扶持一个皇帝以保住其自身非法利益。温家宝早年和习仲勋有密切关系，所以在他从那时就开始扶持习近平上位，亲自帮他肃清政敌乃至权力稍大的下属，还拆除了众多阻碍他夺权称帝的关键障碍。之前在《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中有详细介绍。

第四代反帝党领袖李克强在2022年8月中公开喊出“长江黄河不会倒流”的口号，反帝党再次抬头。在2022年10月发生了着名的胡锦涛被强行拉出会场事件。在民间又出现了彭立发和白纸运动。这些运动在保皇党核心人物江泽民去世后终结了新冠封控。而在新冠封控结束后，反帝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李克强在卸任后仍然四处活动，于2023年8月30日在甘肃露面。在一个多月后疑被习近平暗杀。可与此同时，原先的保皇党也在不断加入反帝党。如在2023年2月27日，秦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国情、人民诉求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人权保障模式。这位原先习近平提拔的红人公开反对习近平定于一尊，此后被降级雪藏，但其发言至今（2026年5月）仍挂在外交部官网上。

在不断的交锋中，反帝党的势力在2024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习近平下台逐步成为党内共识。在二十届三中全会期间，2024年7月15日发表的《改革家习近平》万字长文，突然在一天后从官网上消失，媒体引述原文的相关链接亦变成同日发表的另一篇习近平序言。胡春华和习近平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分组会议上并排坐。公报措辞也大幅削弱了和习近平有关的词汇。此后“习核心”“习思想”等象征习近平最高权柄的语汇在党媒中曝光率锐减。同时中央军委开始出现异动，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不断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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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一个新的变化是，在习近平的不断清洗中，围绕习近平的派系感到危机，纷纷与习近平切割，分裂成了两块。一部分加入了反帝党，如李强、赵乐际等人，一部分则围绕张又侠重新驻扎，希望扶持张又侠当皇帝。随着温家宝在2025年左右跳反张又侠，新保皇党基本承接了原先围绕习近平的死硬保皇党的大部分势力。这一点在《张又侠是俄乌战争的核心支持者》中介绍过。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些临终前的话，其实能透露很多关键信息。目前史学届公认，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夺取法外特权，为了当皇帝而发动的。而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目的众说纷纭。笔者倾向于是为了防止大跃进的错误被翻案而发动的。（详见《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老贫农，万维博客）

如果我们明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让毛泽东极为心虚的错误，那么，这段话说的另一件事，“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这件事，就很可能也是让毛泽东极为心虚的错误。所以两件事被放在临终前一起讲。

那么我们要分析，这件事中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简单分析语句就知道，重点是“海岛”，而非蒋介石或日本人，因为海岛重复了两次。而且后者是被人“叽叽喳喳”的。

台湾问题的起因，就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只要梳理时间线就非常清楚。

（一）1949年4月30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中国，索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的朝鲜族部队及装备，毛泽东答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可以全副武装移交给朝鲜政府。1950年1月中旬，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接收了被单独抽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朝鲜族部队（一个师又一个团）以及包括炮兵装备在内的所有武器配备。这些兵员是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朝鲜族。



上述（六）、（七）史料主要来自毛泽东的宣传部门，充分说明，在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爆发前，中国共产党有收复金门的计划，但疑似被毛泽东否决。

而我们综合（一）至（七），就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台湾问题其实是毛泽东故意制造的。

毛泽东充分了解金日成攻打韩国，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收复台湾，并且其对朝鲜战争的发动时间有否决权，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同意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朝鲜战争。并且其在朝鲜战争发动前，就有能力收复台湾，但相关作战计划被拖延和搁置了，直到美国第七舰队在1950年7月底8月初，朝鲜战争发动一个月后开入台湾海峡，这才顺理成章不用收复台湾了。

正常的收复台湾的方案，首选肯定是否决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次选则是在其发动朝鲜战争的同时或之前发动收复台湾的战役，考虑到收复海南前后只用了两个月，而毛泽东在1950年1月就知道金日成要打韩国了，对此完全是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的。可实际上呢，毛泽东什么都没做，甚至连金门都没有收复。

二、“毛泽东窃取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革命果实”

在明确了毛泽东故意制造台湾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思考，毛泽东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在看待蒋介石在台湾这个事，很容易带入中国古代历史的比较粗略的思维，所以认为皇帝都非常迫切要统一。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光是研究下宋朝和明朝历史就知道，皇帝不想统一的多了去了。皇帝如果真的做到了极高的权力，那么肯定是想统一的，比如嬴政，康熙，乾隆，但是皇帝自己的位置还没坐稳，还没有成为绝对的皇帝，没有杀足够多的人，这个时候，维持一种不统一的状态，事实上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国家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这种状态对于称帝是非常有帮助的。

何况就毛泽东的情况来说，在建国之初，他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党内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林彪对其都是很大的威胁，他也还是要考虑别人的意见。

在目前毛泽东等保皇党篡改过并以各种手段强迫别人承认的叙事下，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系统性批判抹除前任中共总书记，尤其是陈独秀、博古和张闻天，使得很多人感觉毛泽东就是中共第一任领导人（至少不了解历史的很多人会这么感觉）。

可实际上呢，毛泽东既不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也不是建立红军的人。南昌起义他不在，中共一大他也不在。论军事他比不上朱德、林彪等一众将领，论情报他比不过周恩来。而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清党下变成了极右翼，而中国需要一个左派政党来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早的左派政党，人数也最多，所以最后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来执政。这一点和毛泽东任中共领导人是毫无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在1946年初就非常自信能夺取政权了，而中共党内当时亦普遍这样判断。可见夺取政权是大势所趋，毛泽东是窃取革命果实摘桃子的。

毛泽东真正成为指鹿为马的皇帝，是在土改之后。在1950年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所以对他来说，不收复台湾，就是更为有利的选择。所以他才要放任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主动借美国人之手，放弃收复台湾。以换取他在中国的称帝和长久统治。而这个他长期心虚的事，就在临终前以这样一种形式被透露了出来。

三、“由于毛泽东长期被视为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保皇党被肃清后，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华国锋因此提出“两个凡是”。”



这一点是根据华国锋本人的说法，结合其过往经历和个人作风，应当是可信的。华国锋为人保守，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左派路线上也更为坚定。华国锋抓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并将其重判，终结了文革，肃清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不可能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愚昧崇拜。

四、“邓小平主导了对华国锋所谓个人崇拜的批判。由于其相对保守的作风，华国锋在党内外的广泛压力下逐步失去权力。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后，邓小平在1980年底主导了对华国锋的批斗会，逼迫华国锋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并由其自己接任。”

这基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需要补充的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执政三十余年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从头到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不从头到尾来一场大的改革，不彻底扭转保皇党的既定路线，华国锋在任期间不会再次称帝，但其继任者再次称帝至少彻底扭转市场化路线、扭转法制建设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情况就是明证。其实胡锦涛也是类似的，其奉行“不折腾”的保守路线，导致其在任十年无力扭转江泽民等保皇党此前的执政影响。在其卸任仅五年多之后，习近平即公然称帝。

华国锋本人确实并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但是其保守作风也确实不适应当时的形势。可是华国锋毕竟是周恩来认可的反帝党，只是保守了一些而已，即使在当时的环境下不适合主持政治经济工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总是合适的。其此前也成功和平处理了四五运动。在华国锋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之后，执意召开批斗会逼迫其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将所谓“两个凡是”的错误时隔九年后仍念念不忘，这幕后的主导者和获益者就是邓小平。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实际上华国锋是有独立的东西的，只是大部分被邓小平篡夺了。华国锋在1976年12月10日，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中，就否定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正面肯定发展生产力：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概念其实是华国锋最早提出来的。这也说明他对于文革后应当如何做政治经济工作还是有很清晰的思路的，在大的方针上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过于保守回避长期制度建设而已。现在有很多人居然以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首次提出来的。这种用相似话语宣传是常见的篡夺窃取胜利成果的手法。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很多人以为出自毛泽东。实际上这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说的话：“中国现今处于一次伟大民族运动，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此外，1978年6月3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听取港澳经济考察组汇报，肯定了利用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的建议，指示可先在宝安、珠海等地试办出口基地。这一举措直接促成了蛇口工业区的成立与深圳经济特区的早期萌芽。后来的习仲勋和邓小平只是摘这个桃子的人。



邓小平甚至连毛泽东的话都去篡夺，其着名的“十个如果”据《细看邓小平明知故犯其所谓“十个如果”中，奇怪性忽隐忽现着毛泽东着作或语录的痕迹》考证基本就是毛泽东的话稍作修改的内容。

五、“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在随后为保皇党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性障碍。赵紫阳和朱镕基主导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通过反对宪政、有选择性地大力支持部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使得改革出现冒进，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并造成了大量损失。”



有关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关系，在1989年之后被完全颠倒了。首先需要澄清一点，所谓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之后才提出来的（详见邓小平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96〕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88〕、瞿秋白〔113〕、向忠发〔114〕、李立三〔115〕到王明〔89〕，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116〕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44〕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117〕。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

这个叙事完全是不尊重党史的，陈独秀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都是总书记，主办了新青年，创立了共产党，这还不能算有能力的中央？而且邓小平还刻意忽略了博古和张闻天，这两人都是被毛泽东打压夺权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执意刻意抬高毛泽东的地位。显然他很清楚，陈独秀是反帝党，他是极右翼，极右翼和保皇党联合对付反帝党才是长久之计。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整的长期呆在乡下，为了肃清反帝党，他也要捏着鼻子去捧。可无奈的是反帝党人多势众，即使在六四之后也只是伤及筋骨，仍然有相当大的势力。

这个所谓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称帝的三十七年。（详见《习近平称帝始于2018年7月4日》）

邓小平声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他是核心，并且是他安排接班人的问题，将胡耀邦和赵紫阳说成是他安排的两个接班人。这种荒诞的说辞也只能蒙骗一些不了解党史的人。

真实的情况只要看时间线就很清楚了。周恩来是第一代反帝党的领袖，他提拔了华国锋，保护了胡耀邦。即使在文革后期的批斗中，胡耀邦也只是赋闲在北京的家里，邓小平则是直接流放到江西乡下去了。在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是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则第一时间复出（1977年3月即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而邓小平则在文革后近一年才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复出（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到底谁是谁的接班人，谁在上位谁在下位？谁让谁复出工作？周恩来生前就是反邓小平的主力人物，深知其极右翼的底色，所以严加防范。而毛泽东则指示要将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因为前者是更为明确的极右翼，后者则被毛泽东认为是高喊万岁的保皇党。

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周恩来之所以有时候支持邓小平，不过是想借助极右翼的力量架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而已。因为长期的极右翼政策很容易出现保皇党，所以反帝党虽然对内部的不同派系十分宽容，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的去支持极右翼，

华国锋长期和周恩来在国务院共事，想必对此也很了解，但胡耀邦是负责中科院和团委工作的，所以和邓小平的接触较少，误以为这是个自己人，改革派。胡耀邦在建国时是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部级干部。而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央军委委员，副国级干部。两人相差11岁，级别高了一级，在建国时的区别就不大。到了文革之后更是完全颠倒过来了。

即使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在十一届政治局常委的排位也是第三位，第一位是华国锋。而在十二届政治局常委中，他的排位也仍然是第三位，第一位是胡耀邦。这些排位都是非常严谨的。中国共产党无非就是保皇党和反帝党之间的争夺，绝不会让一个极右翼去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就算辞职，也是交权给同为反帝党的胡耀邦，不可能给极右翼邓小平的。这两个接班人都是周恩来安排的，不是邓小平安排的。邓小平实际上就是试图篡夺周恩来的成果。甚至赵紫阳也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自1971年起到内蒙和广东任省委书记。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是在1975年去四川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才建立的。

因此，胡耀邦和邓小平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接班人的关系，只是正常的合作而已。胡耀邦比较有礼貌，以为邓小平同为改革派，看着邓小平年龄大，此外有时需要拉拢，在语气上更尊重一些。这些客套话被邓小平用来造谣他们之间互为上下级关系，试图为其发动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变论证合法性。

其次是功劳上，在邓小平后续篡改的党史中，胡耀邦赵紫阳的功绩被大量抹除，而邓小平的实际作用则被错误定位了。胡耀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制度的主要建设者。而梳理邓小平的历次决策就很容易发现，邓小平一直起着激化矛盾的作用。他表面上是改革派，但是在改革派有绝对好的，没有副作用的政策的时候，他是不支持的，比如宪政。可是在改革派推行一些争议极大的政策的时候，他就非常积极支持了。

例如包产到户。这一政策在全国的全面推行直接导致农村留不住人，农村人口进城的速度过快，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最终造成了极其悬殊的贫富差距。包产到户在部分地区确实有实践意义，所以当时华国锋也是支持在部分地区放开的。即使在1982年推广包产到户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也没有讲要废止生产队废止农业生产合作的模式。可由于邓小平的大力推动，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彻底瓦解。





类似的改革在造成大量损失的同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因为胡耀邦毕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所以这些问题出现之后，保守派肯定首先会把责任归咎于他们。而在保守派因此向改革派发难的时候，邓小平又转而站到保守派的一边，掉头来攻击改革派，甚至提前向改革派发难。邓小平这一策略的根源在于，其作为极右翼的核心人物，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左派政党内势力其实是很弱的，远不如改革派，也不如保守派，所以他只能这样来回横跳刻意制造并利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势力。

六、“第二代反帝党领袖胡耀邦疑因台湾问题下台”

台湾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就是胡耀邦的下台。这一点只要梳理时间线就非常清楚。

以下史料来自《武力对抗悄然消失：80年代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



（一）“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二）“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沈诚最为显眼。他当时虽是《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却很有台方背景。沈诚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到台湾曾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小蒋渊源很深。退职后到香港办了一家《新香港时报》，此次亦在应邀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会的嘉宾之列。但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诚对是否去大陆一度犹豫，后专程去台湾，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是同意沈诚去北京，而且还嘱托沈诚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三）“1985年12月9日，蒋经国与「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丁大卫谈话中，提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蒋经国说：「他在北平与邓小平谈到邓与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学的事，邓问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问好。我对此事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不同中共接触的政策是不变的。我们根据中国历史与中共来往的经验，决不会与它谈。」”



而极右翼和右派又有很大的区别。极右翼事实上分为两种：

（一）极端保守派，以宗教势力为代表，有时候也有民族主义，即强调要坚持一些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文化传统。而通常的保守派只追溯到最近的二三十年。所以极端保守派会被划分为极右翼。由于政府常推行现代化政策，和这些极端保守派时常发生冲突，因此这些极端保守派也是支持有限政府的。

（二）法西斯主义。支持以各种形式系统性抢掠民众或外国，十分好战。保皇党则是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物。也就是保皇党几乎一定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只是在于，是公开支持，还是实际上推行法西斯主义政策而已。

之所以法西斯主义和支持有限政府的传统右派都属于右翼，这是因为左右的划分是以其对分配的态度为关键标志的。传统右派在支持有限政府的同时，对分配不公并不在意，所以会被划分为右派，而法西斯主义是以抢掠为核心的，分配更加是极端不公，所以也是右派。

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性的铲除和严防死守。而对于宗教上的极端保守派，则大多是妥协和灵活处理的态度。对于极左派也大多是允许和保护的。同时对于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定自由都予以保护。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平衡和轮换，才是健康的政治。完全把改革派和保守派肃清，都很容易出现皇帝。前者蒋介石在1927年干过，以四一二事件为代表的国民党清党，间接导致其随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统治。后者毛泽东在1957年干过，着名的反右运动，间接导致了大跃进等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共同富裕，消灭剥削。中国共产党相信通过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在国家整体风向上，始终是偏左的。社会在不断发展，更加公平，拒绝开倒车。而在具体的执政策略上，仍然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由于总是有保皇党伪装成改革派去推行明左实右的政策（如习近平），同时中国又有很长时间的帝制历史，总有一些保皇党以保守派为名推行温水煮青蛙的极右翼政策（如江泽民），所以在左派的区分上始终是难题。符合中国主流的定义是，主张、推行的政策使得社会更加公平的，就是左派，而更加不公平的，则是右派。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茅于轼针对极右翼的批评，也是左派主张。
专挑软柿子捏的极右翼-邓小平  （第二章）
专挑软柿子捏的极右翼-邓小平  （第三章）


此贴由舞狼爱美酒重新编辑：2026-08-15 15:25